學者普遍認為，將傳統的“自雇型”農業勞動者納入現有職業健康保障體系存在理論障礙，只有農業生產企業化運作，農業勞動者才能獲得相應保障應適當調整和修改《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將農業從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確保農業勞動者在受到職業傷害時也能獲得與產業工人差不多水平的救濟和補償。

　　農業傷害現狀不容樂觀

　　農業勞動暴露于露天的自然環境中，使用農藥化肥、農機具，這些客觀勞動環境因素使得勞動者受到傷害的可能性高于其他職業。東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傷害預防研究所所長張徐軍教授告訴記者，農業傷害指農民在農業生產環境中，從事與農業生產工作有關過程中所發生的傷害，是一種與職業相關的傷害。傷害嚴重程度須符合到醫療單位就診并被醫務人員診斷為某一急性損傷，或因傷害休工一日以上。

　　從2009年開始，張徐軍系統性關注農業勞動者所面臨的職業傷害，是我國開展農業傷害流行病學研究最早的一批學者之一。同年，他在蘇南、蘇北各隨機選取一個村子，采取入戶發放調查表的方式，開展了農業生產活動中急性農藥中毒情況調查。有效回收的910份調查表中，急性生產性農藥中毒87例，中毒發生率為9.6%。

　　“農藥中毒是農業勞動者最為常見的職業傷害。”張徐軍介紹，較為常見的傷害還有農用機械傷害、農用車輛傷害、動物咬傷、跌落等。

　　來自公共衛生領域多位專家對我國農業勞動者開展的職業性傷害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農業勞動者傷害現狀不容樂觀。

　　企業化經營或為破解之道

　　我國農業從業者人數龐大。2011年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數據顯示，完全從事農業勞動的從業人員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為40%,兼務農業和非農職業的人員占13.4%。

　　農業生產對于國家而言的重要基礎地位不言而喻。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表示，農業從業者的職業健康不僅關系到勞動者個人，同時關系到農業產業。農業勞動成本高，收益低，農業勞動力流失，長期下去，將對國家產生不利影響。為了保護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保護勞動者積極性，保護農業勞動者安全和健康十分必要。

　　我國對于勞動者職業健康保障的規定集中于職業病防治法和《工傷保險條例》中。工傷保險基金除提供工傷醫療費用外，還提供康復性治療、輔助器具安裝、傷殘、工亡和供養親屬撫恤等費用，并實行先行賠付。工傷保險對勞動者職業健康保障有著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保險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學者普遍認為將傳統的“自雇型”農業勞動者納入現有職業健康保障體系存在理論障礙，只有農業生產企業化運作，農業勞動者才能獲得相應保障。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系副教授張麗云告訴記者，現有勞動法體系調整的基本依據是以職業化群體為前提的，即只調整具有雇傭關系的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而目前我國的農業職業化水平較低，農業勞動多以家庭或者個人為單位，以“自雇型”農業勞動為主，這種生產方式，由于缺乏“雇主”即用人單位，因此無法適用現行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因而也就不能通過職業病防治法和《工傷保險條例》獲得相應保障。

　　張麗云認為，在現有制度條件下，如果想要提高農民群體整體作業保障水平，應適當調整和修改《工傷保險條例》和職業病防治法，在上述法律規定中以特別規定的形式，準許以農業合作社或者村集體組織為單位，為本村長期持續從事農業耕種的村民統一繳納工傷保險，從而可以將農業從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大幅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的職業健康保護水平，確保農業勞動者在受到職業傷害時也能獲得與產業工人差不多水平的救濟和補償。

　　此外，張虎林建議，或可參照糧食補貼的模式，為農業勞動者提供勞動保護補貼。

　　“走城鎮化道路，推進自雇型農業的產業化轉變。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步實現。政府應意識到農業產業化的重要性，行政規劃和行政政策應向這方面傾斜。”東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孟鴻志教授強調，國家有義務對農業勞動者的健康權提供保護。但目前，行政管理在對城市和農村的管理在程度上存在較大差異，并未完全深入到農村地區。因此，應當加大政府政策投入，加強對農業勞動者職業致害因素的行政執法與監管；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加大農村產業規劃以及對農業勞動者的行政指導，從源頭上減少與規避農業勞動者職業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