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為何“保障難”?究竟應如何突圍?近日,《法制日報》記者來到蔬菜大縣山東省蒼山縣一探究竟。

 

　　蔬菜大縣的農藥困惑

 

　　談起山東省蒼山縣蔬菜產業的發展和影響,蒼山縣政府有關負責人用“山東南菜園”和“無‘蒼’不成市；一日不見魯Q,吃菜都犯愁”作了概括。蒼山縣蔬菜種植有悠久的歷史,全縣農民收入的60%以上來自蔬菜產業。據了解,目前有超過8萬蒼山人在上海從事蔬菜批發,上海最大的江橋蔬菜批發市場里,60%的經營者是蒼山人,三分之二的菜來自蒼山,此外還有十幾萬人的蔬菜運輸大軍。

 

　　值得一提的是,蒼山縣是上海世博會的專供蔬菜基地。專供世博的蔬菜不能用重毒農藥和化學肥料,只可以施有機肥和生物性農藥。那么,蒼山縣供應世博會的蔬菜完全達標,而類似高標準的蔬菜何時能端上普通人的餐桌呢?

 

　　據了解,近年來蒼山縣仍曝出農產品安全案件。蒼山縣檢察院的檢察官給記者講了這樣一個頗為典型的案例。有過賣農藥和飼料添加劑經歷的馮秋芬,1998年起下崗賦閑在家。2005年7月,她循著一條街頭小廣告提供的信息,伙同丈夫沈榮貞專門到江蘇省句容市一家生物化學研究所咨詢“1+1特效豆芽豐產素”(又稱“無根素”)。研究所負責人朱華統介紹說無根素可以抑制植物須根的生長,提高豆芽菜的產量。意識到銷售無根素有利可圖后,馮秋芬便隔三岔五地向朱華統購買,然后兜售給本縣杜啟瑞、馬加永等豆芽生產商。

 

　　“直接用清水泡生出的豆芽光長須根,產量也低,最近這兩個月沒用無根素,掙不著錢了。”今年7月4日,杜啟瑞被抓捕后接受訊問時這樣說。

 

　　據查,“無根素”主要成分為6-芐基腺嘌呤,系國家禁止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對人體有嚴重危害。目前,此案正在進一步審查中。

 

　　“蒼山縣從2012年開始一刀切,包括國家在一定作物上限用的高毒農藥全部禁止使用。”蒼山縣農業局黨組副書記、農安辦副主任張貴彬告訴記者,這樣嚴格規定是有著背后深層次的主客觀原因的。一些種植戶文化程度不高,在他們看來高毒農藥效果好,因為相較于安全農藥來說用量很少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張貴彬說,一些農民只注重效果,對農藥藥性及殘留的危害不管不問。而他們選擇農藥一般是鄰里之間口耳相傳,或者到銷售地點詢問哪種農藥能夠立竿見影。

 

　　破解農產品安全困局

 

　　不過,禁止全部高毒農藥的使用,對于蒼山縣來說并不意味著“萬事大吉”。張貴彬告訴記者,對于農產品尤其是農業化學投入品的監管,主要難在銷售企業。蒼山全縣蔬菜批發市場有三分之一屬于中小型,多存在市場不規范、數量繁多、管理混亂、經營品種復雜、惡意競爭、強買強賣、欺行霸市等問題,既擾亂了市場秩序,又給農產品質量安全帶來隱患。

 

　　“由于相互爭貨源,導致部分市場置農產品質量安全于不顧。只要菜農賣菜,不論蔬菜質量如何,不管農殘、重金屬是否超標,是否非法使用添加劑,都照收不誤。另外,全縣大部分中小型蔬菜批發市場均沒有配備農殘檢測設備,沒有檢測人員,所經銷的蔬菜也沒有經過專業機構的檢測,就發往銷售地市場進行銷售,也給農產品質量安全造成了隱患。”張貴彬說,目前,農安辦正在建議全縣所有蔬菜批發市場全部配備一套至三套農殘檢測設備,至少一名檢測人員,“在資金方面,我們的主張是政府和批發市場各承擔一半。”

 

　　據悉,蒼山縣目前11部門聯手以“行政執法+刑事司法”的手段,開展打擊危害農產品質量安全犯罪行為的專項執行。

 

　　據蒼山縣檢察院副檢察長杜文戈介紹,對于危害農產品質量安全犯罪的具體法律適用,司法實踐中尚存有待于進一步明確的細節。針對這一問題,蒼山縣人民檢察院和縣人民法院聯合出臺了《關于辦理危害農產品質量安全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詳細界定了有關細節問題。

 

　　“要真正實現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犯罪的控制,僅靠法律規范制約顯然是不夠的,還需要多部門齊抓共管。”杜文戈說,在部門協作配合方面,蒼山縣創造性地提出了“四制一平臺”方式,即重大案件聯合掛牌督辦制度、罪案會商研討制度、案件線索移送和反饋機制和建立完善信息共享平臺。“縣檢察院、公安局和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職能部門協作配合,探索建立健全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長效工作機制,把預防和懲罰結合起來,構建系統化、全方位的犯罪控制體系,為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駕護航’。”杜文戈說。

 

　　“農產品監管涉及的部門特別多,容易形成九龍治水的局面。以前蒼山縣多部門管理農產品安全,要么是各部門各管各的,要么就是有利的地方都管沒利的地方就沒人管,造成執法空白。”張貴彬說,“如今有了公安、檢察機關的介入,威懾力就大多了,目前在農產品監管方面基本不存在監管真空地帶。”

 

　　鏟除地方保護是關鍵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注意到,新一屆國務院食安委的成員單位,增加到20個有關部門。其中,監察部也明確成為食品安全委成員單位之一。胡穎廉認為,此次監察部“加盟”食安委,主要職責是問責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的責任官員,防范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問題上“瀆職”。

 

　　今年上半年,國務院啟動新一輪機構改革,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統籌原分散在工商、質檢、食藥監、衛生等部門的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食品安全監管職責,食品安全“九龍不治水,相互扯皮”的局面有望改變。

 

　　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以來,我國食品安全監管任務繁重而基層監管力量薄弱的矛盾突出。同時,基層執法機構裝備落后,經費短缺,以及檢驗資源分散等問題更為突出。

 

　　胡穎廉說,正在進行的地方食藥監機構改革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工商、質檢、食藥監三個部門的人財物劃轉難度較大。

 

　　今年以來,有關部門曾數度密集發聲,表示要建立最嚴格的食品藥品安全管理制度,由此打出一系列重拳,能否成為遏制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利劍”?從事了十余年食品安全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向記者表示,目前國家層面對于食品安全的態度就是嚴懲。“過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成本太低,犯罪者收益和成本,根本無法相比。現在就是讓過去低成本的危害食品安全行為不能再存在。”他表示。

 

　　“但要想真正起到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效果,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首先,目前的問題是法律法規很全面,實際執行軟弱無力。如果相關的監管、執行機制不健全,效果不會明顯。”鄭風田說,“其次,對于食品安全問題,一些地方的地方保護主義比較嚴重。如果地方保護主義問題不解決,地方政府就沒有動力去解決本地的食品安全問題,從而導致目前經常出現的一個地區集中生產、制造一類假冒偽劣食品的現象還將繼續存在。”

 

　　“現有的相關法律顯然無法破解如何遏制食品安全中的地方保護問題。”鄭風田認為,“對于食品安全監管,現在我們是讓地方有關部門負總責,但是個別地方有關部門很可能會出于經濟利益考慮而置之不理。所以導致現在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往往都是由媒體來完成的。”

 

　　在采訪中,不少專家向記者表示,各級地方政府對本地區食品安全負總責,是食品安全法賦予的職責,但在一些食品安全問題上,地方利益往往導致監管漏洞。由此,去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首次明確將食品安全納入地方政府年度績效考核內容,并將考核結果作為地方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此舉或許有望削弱地方保護。